弘扬“五四”民主科学精神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既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气势恢宏、震古烁今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吹响民主、科学号角，唤起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八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秉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忠实地实践着、创造性地发展着“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实践和发扬，历史地、雄辩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者。

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一面大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并力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改造中国，“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革命果实最终落入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操纵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极端贫穷落后状态。

“五四”以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入手，认定欲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先根本改造国民性。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礼教和正统思想，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正如陈独秀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诚然，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民主要求，主旨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为榜样，对辛亥革命进行一次文化思想上的补课，其实质并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民主传统，高擎民主的大旗，在长期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中，忠实地实践着“五四”的民主精神，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创造性地赋予民主以新的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为争取人民群众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把争取人民群众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作为夺取政权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开辟了现实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把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中详尽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力与权利，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真正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五四”倡导的民主精神而奋斗的长期实践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任何割裂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或认为社会主义限制了人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发展的观点，或主张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余的观点，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实践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其二，民主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条件下，民主具有自身的特殊形式和特定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要坚持和实行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大众的民主；只能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根本制度的民主；只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种民主，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学说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它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鼓吹的极端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在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上，乃至历史发展到今天，仍有人提出要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搞所谓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这无疑是对“五四”民主精神的歪曲。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屈辱史，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抗争史，又是中国先进分子追求真理的探寻史。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挫折和失败一刻也没有停止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求索的坚定步伐，他们始终孜孜以求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以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针对时弊，率先提出用科学武器批判封建主义复古思潮和蒙昧主义迷信盲从倾向。当时倡导的科学的意蕴，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目的是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对传统思想中脱离实际的空谈，破除迷信、盲从和武断。这对解除人们长期禁锢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启迪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四”运动前两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给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给在黑暗中艰辛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新世纪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即传入中国，并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既需要改造自然的科学，更需要改造社会的科学。科学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且扩展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运用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康、梁的改良思想，资产阶级的“共和”理念，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学说，都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科学固然包括自然科学，但已经不是单指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方法，而是指一种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才是指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科学理论。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科学理论一旦为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就会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五四”科学精神直接促成了一大批中国先进分子最终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从此，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五四”科学精神的大旗，在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斗争实践中，产生了两次伟大的理论飞跃，不断升华着、发展着“五四”的科学精神。

“五四”时期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时代课题，却不具备彻底完成这一课题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一建立，就顺应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高扬“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它进行了科学的改造，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革命成功后又展开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目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为了有效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确定了一整套战略方针与措施。依法治国、科教兴国是其中的两项重要战略措施，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两项战略举措，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现民族复兴最根本的保证。

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五四”科学精神加以改造和发展的又一历史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